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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达”轮船东责任险纠纷案

作者:   发布时间:2007-05-22    浏览量:3099   字体大小:  A+   A- 

原告:深圳市光达航运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案情简介】

一、具体案情

1996年6月,原告就“光达”轮向被告投保了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以下称“船东责任险”),被告于7月3日向原告签发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船东责任险保单(以下称“保单”)。承保条件按照1993年1月1日修订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船东责任险条款,保险期间为1996年7月3日至1997年2月19日,非散装货物的损坏或短量的赔偿每航次扣减3,000美元。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保险费18,198美元。
船东责任险的主要条款有:第一节承保原则第(三)项规定:在承保期限内,本公司(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同)有权随时委请验船师对被保险船舶进行检验,被保险人必须为此提供便利,并保证按照本公司在检验后提出的建议在要求的期限内消除缺陷,否则本公司将对此缺陷引起的索赔不负赔偿责任,直至终止本合同,并不退还所交纳的保险费;第(五)项规定:本保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和与此有关的法律规定。第三节承保风险第(十五)项规定:本公司承保、赔偿被保险人依法承担的提单项下的货物责任,即因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应对其行为、疏忽或过失在法律上负责的任何人未按提单规定克尽职责,违反妥善地装载、收受、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卸载或交付货物的义务,或因被保险船舶不适航或不适货造成货物的灭失、短少、损坏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第四节保证、条件、除外责任、赔偿责任限制及其他第(三)项规定:每一事故的赔偿责任以被保险人依据法律可限制的赔偿责任为限,如因被保险人的过失或疏忽未采取必要的手段或措施限制其赔偿责任,本公司对被保险人的赔偿以其应享受的赔偿限制金额为限。第(四)项先决条件规定:本公司赔偿被保险人根据本条款提出索赔的先决条件是被保险人必须:1、按照本公司的规定交付全部保险费。如本公司放弃这一条件,本公司有权将应付给被保险人的任何款项充抵被保险人应交付的保险费。2、先行支付任何责任赔款、费用或开支,除非本公司另有决定。第(五)项除外责任第6目规定:本公司在任何情况下不对由于被保险人的任何故意行为引起的任何责任、损害、损失或费用负责。第五节被保险人义务和索赔第(一)项被保险人的义务规定:被保险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在没有得到本公司的同意前,被保险人不得支付本公司承担的任何索赔或承担责任。
“光达”轮的注册船东为深圳市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联合公司”)。原告是船舶管理人,联合公司与原告共同经营“光达”轮。1996年11月1日,“光达”轮承运6,000吨袋装橡胶从泰国宋卡至中国大连。原告以承运人的身份签发了包括编号为SKDL-5在内的数套提单。12月1日,“光达”轮到达大连后,发现货损。编号为SKDL-5提单的持有人零一零单位六局二十四处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一审和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决联合公司和原告向零一零单位六局二十四处赔偿货款损失10,917,111元和商检鉴定费及协助鉴定的费用179,700元。上海海事法院(1997)沪海法商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称“上海海事法院判决书”)认定:联合公司和原告明知“光达”轮的船况可能会给货物造成损失却轻率地仍旧让“光达”轮投入不能适应的航程运输,以致酿成船舱进水、货物受损的事故。两公司又未能证明其在“光达”轮开航前和开航当时,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船舱适载。作为承运人的联合公司和原告,不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享受责任限制。上海高级人民法院(1999)沪高经终字第53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称“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原审认定联合公司与原告未经谨慎处理使“光达”轮适航、货舱适货,并造成零一零单位六局二十四处货损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认定。原审认定联合公司与原告未尽谨慎处理之责,导致船舶不适航,过错明显,依法不能免责或享受责任限制正确。
上海蓝捷海上安全技术咨询服务公司于1995年5月27日出具的检验报告记载: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请求,上海蓝捷海上安全技术咨询服务公司高级顾问贝明武验船师代表西英保赔协会(香港)登上“光达”轮进行检验。该报告记载了证书、船体、甲板和上层结构、机器等设备的检验结果。该报告附有“缺陷单”,共有十一项。广东海事工程咨询检验公司于1996年5月15日出具的检验报告记载: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的请求,广东海事工程咨询检验公司的高级验船师吴继雄于1996年5月9日登上停泊在广州淀漕洲1号锚地的“光达”轮,根据西英保赔协会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检验。该报告记载了船舶规范、文件、船体、机器、导航仪器和其它设备的检验结果。其中船体检验记载“邻近液舱顶的1号舱后部右舷船壳板明显锈蚀,凹陷面为8500×2000毫米。”该份报告还记载:“没有发现测厚记录,已告知船东代表王龙洋先生近液舱顶的1号舱船尾部分约8500×2000毫米的右舷船壳板,由于钢板明显锈蚀凹陷,应在下一次入坞时测厚。”

二、双方争议的主要观点

(一)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认为:因“光达”轮所载货物发生上述水渍事故而使原告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和损失属于船东责任险的承保范围。“光达”轮的总吨位为4,772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其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为880,424特别提款权,折合人民币约为9,949,294.17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9,949,294.17元的赔款及承担原告因处理本次事故而发生的费用及律师费。
(二)被告的答辩意见
被告认为:被告对原告不负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原告对本案保单所承保的船东责任险不具有保险利益;原告向货方支付货损赔款之前,无权向被告索赔;发生货损的原因是原告间接故意行为造成的,被告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未能尽快消除该轮存在的不适航的缺陷,违反了船东责任险条款第一节承保原则第(三)项规定。另外,根据保单的约定,原告的请求数额应减去免赔额3,000美元。

【律师代理词】

一、原告律师的代理词

原告委托代理人,广东华邦世纪律师事务所郑志斌律师认为:
1、本案原告对保单的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船东责任险是保赔协会或保赔保险人对入会或被保险船舶在其船壳保险人提供的保险范围之外提供有关船舶在营运过程中产生的损失保障与责任补偿。与船舶营运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以是船舶所有人、船舶的租用人以及船舶的经营人,因此他们都可以成为船东责任险的被保险人,而并不局限于船舶的所有人。上海海事法院和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均判令原告对提单持有人负有赔偿责任,本身就表明了原告对被告承保的船东责任险具有保险利益。
2、船东责任险第五节中规定:“除被保险人与本公司(指保险人)另有约定外,在没有得到本公司的同意前,被保险人不得支付本公司的任何索赔或承担责任。”因此先行给付的规定与本规定是矛盾的,应为无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对于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九条和二百零九条规定:“引起赔偿请求的损失是由于承运人或责任人的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在同一部法律中,同一概念的含义应当是相同的。虽然上海的两级法院认定货损是因原告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是原告故意造成的。
4、被告提供的两份检验报告均在保险期间开始前作出,而且并非被告委托检验,不足以证明原告违反承保原则。

二、被告律师的代理词

被告委托代理人,广东海事律师事务所黄亚泉律师、杨运福律师认为:
1、本案保单承保的是船东责任险,因此只有船东才具有投保该险种的保险利益。原告既不是船东,又不是该轮光船承租人,不具有投保船东责任险的保险利益,因此本案所涉保单无效。
2、根据船东责任险条款中“先行给付”的规定,原告未向货方支付货损赔款之前,无权向被告索赔。
3、本案货损属被告的除外责任。上海海事法院判决书、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均认定原告和联合公司不能享受责任限制,理由是:该轮所载货物受损是由于原告和联合公司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这属于间接故意行为。故意行为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根据船东责任险条款规定,对被保险人的任何故意行为引起的任何责任、损失等,保险人不予赔偿。本案货损属被告的除外责任,被告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4、被告根据验船师对“光达”轮的检验报告,两次以传真方式要求原告尽快消除该轮存在的不适航的缺陷,但原告没有接受被告的建议和要求,没有消除该缺陷。原告因此违反了船东责任险条款第一节承保原则第(三)项规定。被告对原告未消除该轮不适航的缺陷而造成的货损不负保险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判词】

审理本案的合议庭,广州海事法院詹卫全法官、龚婕法官、付俊洋法官均认为:
被告于1996年7月3日向原告签发了保单,应视为原告与被告就保险合同的条款达成一致,保险合同成立。该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是“光达”轮应由原告承担的责任和遭致的费用。虽然该险种的名称是“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双方还约定以船东责任险条款作为承保条件,但保险合同和船东责任险条款并没有规定只有船东和光船承租人才能投保。原告签发了涉案提单,是涉案海上运输的承运人,其对保单所承保的责任具有保险利益。事实上,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也已认定,原告对“光达”轮在营运中给货主造成的货损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关于原告不具有保险利益,保单因此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保单约定的承保期间为1996年7月3日至1997年2月19日。被告提交的证明原告违反承保原则的两份检验报告均在承保期间开始前作出的,不能证明承保期间内的船舶状况。被告也未能证明其在承保期间内,曾委托验船师对船舶进行检验,并提出消除缺陷的建议。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承保原则的主张缺乏证据,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经证明,引起赔偿请求的损失是由于责任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责任人无权依照本章规定限制赔偿责任。”在该条款中,“故意”和“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是责任人不能享受限制责任的两种独立情形,不具有交叉和包容的关系。上海海事法院判决书和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原告不能享受责任限制的理由是其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将“光达”轮投入营运,并没有认定是原告故意造成的。由于船东责任险条款载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因此船东责任险条款中的“故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故意”的含义应是一致的。被告将上海海事法院判决书和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的上述认定认为是原告的间接故意行为,因而是故意行为的推论不成立。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货损是原告故意造成的。因此,对被告认为货损的原因是原告故意行为引起的,因而是除外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船东责任险条款规定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向作为保险人的被告索赔的“先决条件”是原告必须先行支付任何责任赔款、费用或开支。本案事实表明原告已被生效的判决确定必须就本案的货损向提单持有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支付赔款,应视为该判决已经成就了索赔的“先决条件”。该“先决条件”与船东责任险条款中约定的原告在支付赔款前必须征得被告同意的条款并不矛盾,这两个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的任意赔付。本案原告的赔付是为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并非任意赔付。因此,被告以先决条件作为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  
上海海事法院判决书、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均认定提单项下货物的货损是由于原告经营的“光达”轮不适航、货舱不适货造成的,因此原告承担的货损赔偿责任属于船东责任险承保的范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令原告承担零一零单位六局二十四处货损数额为10,917,111元,原告要求被告按赔偿责任限额向原告赔付9,949,294.17元,低于原告应向零一零单位六局二十四处赔付的数额,应予以支持。被告要求按保单的规定,扣减3,000美元。但原告主张的数额比其应向零一零单位六局二十四处赔付的数额已经少了90多万元,远高于3,000美元,对被告要求扣减的主张不予支持。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其它损失,因没有提供具体数额和证据,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广州海事法院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原告深圳市光达航运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赔款9,949,294.17元。

【专家评析】

本案是一宗典型的责任险案例。保险公司拒赔的抗辩涉及法律和事实多个方面,双方的争议焦点也在于保险公司的抗辩是否成立。其中法律问题方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被保险人是否具有船东责任险的保险利益以及船东责任险条款中的“先付原则”的认定及适用。
一、船东责任险及保险利益
(一)船东责任险的承保范围 
船舶保险可分为承保船舶本身遭受财产损失风险的保险和承保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的责任风险的保险,前者称为船壳保险,后者称为船舶责任保险。船壳保险只承保船舶本身遭受的财产损失风险,如船舶全损或部分损失,不承保船舶营运引起的责任风险,唯一的例外是船舶碰撞中的责任风险 。船舶责任保险一般承保以下风险:船员和其他与船舶有关的人员的人身伤亡或疾病、船员的意外遣返费用、沉船沉物打捞费用、船舶污染责任、船舶违约引起的货物责任、由于违反运输合同无法索赔的共同海损或救助费用分摊、船舶保险条款未承保的碰撞责任、残骸清除责任、拖带责任等。船舶责任保险属责任保险合同的一种。
责任保险合同(Liability insurance)又称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我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因此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必须以作为受害人的第三人存在为前提。这里所说的第三人是指除被保险人以外的人,但通常不包括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代理人、雇员等。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付的赔偿责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责任包括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和侵权的民事责任,因此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均可以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成为责任保险的标的。
根据本案船东责任险条款中约定的保险人所承保的风险,本案中所涉保险合同属责任保险合同,也即船东责任险。
(二)保险利益
1、保险利益原则的来源
保险利益原则是现代保险的一项重要原则,该定义译自英文“insurable interest”,起源于18世纪中叶。当时由于海上保险人通常并不要求被保险人证明他们对投保的船舶或货物拥有所有权或其他合乎法律规定的利益关系,结果导致许多人以被承保的船舶能否完成航程作为赌博的对象,导致海事欺诈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174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一次正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要求被保险人对承保财产具有利益是存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海上保险合同的前提条件。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进行了修正,该法第5条第2款规定:“当一个人与某项海上冒险有利益关系,即因与在冒险中面临风险的可保财产有着某种合法的或合理的关系,并因可保财产完好无损如期到达而受益,或因这些财产的灭失、损坏或被扣押而利益上受到损失,或因之而负有责任,则此人对此项海上冒险就具有可保利益。”
2、确立保险利益原则的意义
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有三方面的意义:
(1)与赌博从本质上划清了界限
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倖合同”(Contrace of Speculation or Aleatory Contract) 。因为被保险人所支付的保险费与保险人将来的保险赔偿责任之间不存在一一对等关系。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必须支付保险费,但保险人是否赔偿或给付保险金,则取决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保险行为与赌博有些类似。保险合同是为了赔偿被保险人实际遭受的损失。如果允许投保人对与其无关保险标的进行投保,则与赌博无异了。为了防止保险流于纯粹的赌博,各国保险立法均普遍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否则,所订立的合同无效。保险利益的存在,使保险与赌博划清了界限。
(2)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
道德防线也称主观危险,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因图谋骗取保险金,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发生。此种危险,对于无保险利益的投保人来说最有可能发生。确立保险利益原则,就可以防止该种风险的发生,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和社会安定。
(3)限制保险补偿的程度
保险利益是保险人所补偿损失的最高限度。保险价值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的价值。 由于保险价值是保险赔偿的限度。因此,被保险人所主张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利益的金额或价值。
3、保险利益成立的条件
我国《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我国《海商法》没有关于保险利益的规定,因此有关海上运输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应适用我国《保险法》。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保险利益的成立,应具备以下条件:
(1)必须是法律认可的利益。保险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因此,保险利益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社会公共秩序要求,为法律认可并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
(2)必须是经济上的利益。财产保险利益必须是可以用金钱计算或估价的利益,保险不能补偿被保险人遭受的非经济上的损失,如精神损失。经济上的利益比较广泛,所有权、债权和担保物权等都可能产生经济上的利益。这些利益,有的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有的是基于合同的约定而产生。
(3)必须是确定的利益。保险利益必须是已经确定的利益或者能够确定的利益,该利益包括现有利益和期待利益。期待利益又称预期利益,如运费保险、利润损失保险均将期待利益作为其保险利益。
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承担的合同责任、侵权责任或其他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般以民事赔偿责任为限。因此凡存在发生经济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即有保险利益。 本案中,被保险人为原告,由于原告签发了涉案提单,其是涉案海上运输的承运人。虽然原告投保险种的名称是“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但保险合同及其所适用的船东责任险条款并没有限制只有船东和光船承租人才能投保该险种。该险种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对提单项下的货损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告只要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就具有保险利益。而原告是涉案提单项下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其当然可能对运输中造成的货损承担法律责任。事实上,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也已认定,原告对“光达”轮在营运中给货主造成的货损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原告对本案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二、“先付原则”的内容及适用
船东责任险第(四)项规定,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根据本条款提出索赔的先决条件是被保险人必须先行支付任何责任赔款、费用或开支,除非本公司另有决定。这就是责任保险条款中的“先付原则”(Pay To Be Paid Principle)。船东互保协会的规则或章程中通常也有类似的条款。如中船保章程第10条“通则”第6款规定:“除非董事会另作决定,会员根据承保条款在向本协会就有关责任或费用提出追偿前,必须首先履行其责任或付清费用。”
“先付原则”条款起源于“补偿”保险(Indemnity Insurance)。在补偿保险中,被保险人实际支付损害赔偿是保险人作出理赔的必要条件。由于补偿保险纯粹为了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存在,以填补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损失为终极目的,被保险人无损失,保险人不承担保险给付责任。而现代保险中的责任保险已摒弃了终极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损失的理念,发展了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功能,尤其在强制责任保险中,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效果更为显著。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先付原则”却屡屡出现在责任险条款中,并经常成为保险人拒赔的重要理由。在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情况下,保险人仍援用此原则拒赔,显示了该原则的不合理性。近些年来,该原则一直遭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已经意识到该原则不加限制的适用所造成的不公平和荒谬的状况。对于支付能力较差的被保险人而言,“先付原则”使其因无法清偿有关赔款而陷入财政困难甚至于破产的境地。对于遭受损失的第三方而言,如果被保险人的财政状况较差,他当然希望被保险人能从责任保险公司那里拿到赔偿金后支付他的损失。但“先付原则”往往阻断了这条赔付的链条。该原则导致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完全建立在被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上。欠缺偿付能力的被保险人要使这条赔付的链条顺利延续,必须有一个“启动资金”。被保险人将“启动资金”赔付给受损的第三人后,才能向责任保险公司索赔,然后将赔款充抵启动资金。
我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显然“先付原则”与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不符。允许第三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要求赔偿与要求被保险人一定要先行支付才能向保险人求偿在法律效果上是矛盾的。该条规定表明,“先付原则”不能没有限制的适用。责任保险承保的标的是被保险人应付的赔偿责任,那么被保险人因其行为致使第三人遭受损害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就应负赔偿责任,也即不论被保险人是否实际向第三人支付赔偿金而受到损失,只要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已为法院判决所确定或者依照被保险人、第三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协议而确定,被保险人就可以要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
本案中,原告虽然没有向提单持有人支付货损的赔款,但原告已被生效的判决确定必须就货损向提单持有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支付赔款。由于责任保险所承保的风险已经发生,保险公司应该向被保险人作出赔偿。
该案判决虽然没有否定“先付原则”的效力,但确立了在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已为法院判决所确定的情况下,保险人不得援用“先付原则”予以拒赔,从而表明“先付原则”在责任保险中应有限制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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