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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财经新媒体中新经纬就两会热点问题访谈集美大学双聘院士吾守尔·斯拉木，现全文转载如下：

解决“卡脖子”问题  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很有必要

“十三五”以来，中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量子计算原型系统“九章”成功研制，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深潜，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建成放电……

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仍存在部分“卡脖子”问题。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吾守尔·斯拉木认为，基础研究薄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吾守尔·斯拉木指出，基础研究对于提高中国原始性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

“过去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有限，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目前许多‘卡脖子’的领域，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基础研究太薄弱，‘十四五’期间加大相关投入，补齐这个短板很有必要。”吾守尔·斯拉木向中新经纬表示。

吾守尔·斯拉木认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持之以恒、加大投入”，坚持系统观念，系统、全面、持续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在自主创新的同时，建立和完善“自主应用”的政策和机制；加大宣传，建立国货当自强，国货“自主应用”、自我消费的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到，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其中，基础研究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不仅有专门的节进行阐述，正文中也首次设置“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这一指标。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介绍，到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要达到8%以上，而2020年这一比重为6.16%，与发达国家仍有比较大差距。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解决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高端前沿技术等领域‘卡脖子’问题的基础。发展基础研究能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长久支撑，也会使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有更大后劲。”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中心主任刘经南向中新经纬表示。

 

让基础研究“热”起来，要这样做

那么如何让基础研究“热”起来呢？

吾守尔·斯拉木认为，一是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尤其是政府资金的投入，同时也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华为、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世界500强企业，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加强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

二是强化重大战略需求的引领和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十四五’期间应当抓一些重点、热点‘卡脖子’领域，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种质资源、空间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等。”吾守尔·斯拉木表示。

三是政府和社会适当分工。吾守尔·斯拉木认为，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例如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等，可以交给相关领域的领军企业来主导，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参与；一些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生存条件，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研究，如种质资源、生命科学、海洋科学、空间科学等，应当由国家主导，相关高校、研究机构为主体；一些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基础科学领域，可以由国家和社会赞助，科学家自由探索。

刘经南也认为，让基础研究“热”起来，一方面要加大国家投入及社会投入，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工程建设、国家实验室建设等，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应特别鼓励和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要奖励成功也要包容失败，要营造担当、宽松、严谨、开放、活跃的研究环境，充分激发出科研人员的兴趣驱动型探索热情。”刘经南表示。

刘经南也提到，发展基础研究应充分发挥高校的优势，特别是发挥高校在兴趣驱动型自由探索研究方面的优势。“国内一些‘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它们已经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有较长时间的积累。另一方面，高校自由探索的科研氛围相对较好，师生们拥有更为活跃的创新思维碰撞，往往能在一些关键领域出奇制胜。”

刘经南举例，目前已有部分高校为一些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贡献了力量。“比如我参与的北斗导航项目，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许多院校就承担了其中一些比较前沿的基础性研究。”

刘经南认为，引导以及支持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形成良好的、以兴趣为导向的科研环境，对于中国基础研究的异军突起及长胜不衰很有必要，应给予相关高校更多资助。

 

科研人员也需“减负”

基础研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如何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也是决策部门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对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使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致力科学探索。

在刘经南看来，为科研人员“减负”，完善评估体系是关键。“比如在科研人员的考评中，不应简单以发表文章的数量为标准，真正的成绩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新的现象、新的规律，取得了哪些理论突破。考评时间线也应拉得更长，2年、5年甚至更长，有些基础研究可能是‘十年磨一剑’。”刘经南提到。

吾守尔·斯拉木也认为，应减少繁杂的科研项目评审、检查、考核，完善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机制，同时还需科学安排科研经费支出范围，让基础研究经费更多用于智力劳动的扩大再生产，用于支持智力活动，而不是购买仪器设备。

“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将阶段性研究成果纳入考核、评价，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吾守尔·斯拉木表示。

来源：中新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