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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规则的裁判是个机遇，同时也是挑战，特别是如何为维护中国航运企业的正当权益提供法律帮助而保驾护航

——上海航运交易所总裁 张页

历史上，国际航运业就是国际海事仲裁发展的处女地和增长极。

众所周知，伦敦是当之无愧的国际仲裁中心。伦敦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仲裁中心，毫不夸张地说，得益于伦敦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国际航运中心，具备发达的国际航运服务功能。所谓英雄有用武之地，其仲裁的案件占全球海事仲裁市场八成以上的份额。

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在“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壮大的经济格局下，在全球数字化爆炸式创新和共振下，国际航运业发展步入了新赛道。航运的新赛道给国际海事仲裁带来了新的“用武之地”和新机遇，助推国际海事仲裁建立新优势。

规模带来新机遇

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一，相伴而生的是，中国也成为最大的船东国、最大的港口国，并拥有全球第一的船队企业。这种体量增加必定带来商务纠纷总量的增加，也就是通常说的经济量与纠纷量成正相关。就拿活跃于航运市场的国际货代来说，中国的货代公司总量为全球第一，全国的货代企业总量在90000家以上，上海的货代企业总量就有近25000家。

货代面临着完全不可控的纠纷敞口。去年航运业异常火爆，高运价带来一箱难求、一舱难求，货代企业被推到高违约高赔付的被动境地。而今年因为低货量低运价，货代又面临被挑选和被甩箱的尴尬。而且大部分货代的体量有限，是等不起拖不得的，需要快速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新的贸易形势和中国的贸易与航运地位给中国的海事仲裁市场带来巨大的空间。我调研过中国管理较好、规模较大的国际货代企业，他们一年的纠纷案件量在百件以上；如果平均每家货代每年有10件纠纷，那每年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纠纷总量。如此大量的商业纠纷，靠诉讼是不可能覆盖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落深落实。

朋友圈扩大现规则差异

“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给双边贸易乃至多边贸易带来繁荣。而繁荣背后将会面临的问题是各国各地区的规则如何相融、政策如何相通、标准如何统一。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深入到制度的开放，其中就包含着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相通，法律的选择自由等。从机制的通用性、法律的选择性和判决的互认性而言，仲裁更具本质优势，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比如，10月，上海航运交易所与上海仲裁委员会联合推出“集装箱运价指数挂钩服务合同范本”，就是中国典型的规则输出服务的具体实践。它首次将中国指数作为挂钩标的推出国际通用的合同范本，而其中的制度保障就是采用上海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这样既通过范本合同的国际应用带动上海仲裁委员会的国际影响力和扩大国际裁决的应用场景，又充分借助上海仲裁委员会的国际地位和专业性来提升服务范本合同的权威性和保障力。

绿色和数字化推进新需求

航运业是一个超长产业链的行业。中国对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为97 个大类，据不完全统计，航运业所涉及的类别就超过90个；产业链越长，涉及面越广，就越需要大数据的互联统筹支撑。而对于每个行业来说，都离不开金融的渗透，离不开商务的合作，那各环节就自然会产生出联动带来的纠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诉讼资源能够满足和覆盖航运产业链带来的纠纷，而要解决如此纷繁庞大的纠纷事件，唯有仲裁机制能够胜任。但有舞台不等于天然就能扮演好角色，需要司法与仲裁界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优化程序，而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厚植服务意识和能力。

因此，伴随着航运业的数字化进程，仲裁的数字化需要及时跟进，甚至适度超前。比如：在接案、立案、析案、判案和结案的全过程中，在依据原流程转到线上服务提供方便、提高时效等现有的仲裁创新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采取标准化创新，让一些相类似案件能出具标准化判决书，甚至研究出通过人工智能（AI）来出具判决书。再比如，在航运绿色发展，碳排放、碳税交易等新赛道上，排放标准的合法性、排放监管的合法性以及配额价格的合理性，这些都是需要研究和及时跟进的。欧盟即将施行的航运碳排放配额制（EU ETS）也是新规则，实施起来一定会产生争议和责任划分，这对中国海事仲裁走向国际，参与国际规则的裁判是个机遇，同时也是挑战，特别是如何为维护中国航运企业的正当权益提供法律帮助而保驾护航。毕竟规则是别人的，法律是别人的，道义上也是占理的。而中国的船公司和无船承运人（NVOCC）是“运动员”，中国的海事仲裁机构理应为中国的航运企业提供专业性的法律服务，更是为航运业行稳致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来源：航运交易公报